大运河映照着世间万物、人文风情。文人采用诗歌、绘画、书法、小说等艺术形式，生动展现了沿岸人民浪漫的生活。丰富多彩的大运河文化，为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。

唐代诗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运河诗歌，比较独特的是汴河诗歌，其内容主要反映了运河沿岸的繁盛景象和人们的离愁别绪、酬赠唱和、兴亡反思等，生动地再现了国家兴衰、社会沉浮和个人际遇。

开封古吹台  胡少华 摄

唐天宝三载（公元744年）初夏，李白和杜甫第一次相遇了。他们相见的地点是东都洛阳，当时李白43岁，杜甫32岁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相约一同游览壮美河山。当年秋天，他们沿河而下，抵达汴州，并在这里和另一位诗人高适一道，登上了位于此地的古吹台。多年后，杜甫对这次运河畔的同游还记忆犹新:“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。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气酣登吹台，怀古视平芜。”这次会面，是一次思想文化界的盛会，也是诗人与运河的奇妙之缘。

三贤相聚  胡少华 摄

运河为沿线两岸带来了繁华景象，唐诗中常见描述这种繁华的诗句，尤其描述了荥阳、汴州、楚州、扬州、杭州等沿岸重镇的景象。比如王维写的《早入荥阳界》：“泛舟入荥泽，兹邑乃雄藩。河曲闾阎隘，川中烟火繁。因人见风俗，入境闻方言。秋野田畴盛，朝光市井喧。渔商波上客，鸡犬岸旁村。前路白云外，孤帆安可论。”荥阳是汴河上游城市，从诗歌描述中不难看出荥阳街市之多、商业之盛以及市井气息之浓。繁华过后是离愁，在运河之上，孤寂、惆怅、离别之情渐渐涌上心头。白居易的《汴河路有感》：“三十年前路，孤舟重往还。绕身新眷属，举目旧乡关。事去唯留水，人非但见山。啼襟与愁鬓，此日两成斑。”诗人重归故里，抒发愁苦之感。

唐诗中还有以汴河为题，抒写家国之怨，以达到讽谏目的。比如白居易的《隋堤柳》、李益的《汴河曲》、罗邺的《汴河》、胡曾的《咏史诗·汴水》、汪遵的《汴河》、徐凝的《汴河览古》。也有另外一种观点，认为大唐的兴盛得益于大运河的开挖。皮日休的《汴河怀古》：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值得关注的是，大运河不仅体现在诗词的内容中，而且对诗词的体例也产生了影响，比如我们熟知的《水调歌头》。这个词牌的前身叫《水调》，相传由隋炀帝创造。唐时，这一曲调被运用到诗歌之中，并且发展成“大曲”。歌词由五言或七言诗组成，配以曲调和舞蹈。到了宋代，这一曲调经过简化后大放光彩，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

大运河文化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运河诗歌展现着时代的特色和个人的悲欢离合，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动。

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。月明人倚楼。”晚年的白居易定居洛阳，写这首《长相思·汴水流》的时候是唐开成五年，也就是公元840年，此时的他已经69岁了。被衰老和疾病双重折磨的白居易，在这一年的春天，迫不得已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让陪伴自己十年的侍妾樊素回老家杭州。白居易和樊素，从此“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”。和樊素一起离开的还有小蛮，樊素善歌，小蛮善舞，正所谓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黛青描画眉，凝脂若雪肤。回眸一笑过，倾国倾人城。”多年后，从白居易的一些诗歌里仍旧可以看得出他对二人十分依恋，比如《病中诗十五首·别柳枝》：“两枝杨柳小楼中，袅袅多年伴醉翁。明日放归归去后，世间应不要春风。”一条漫漫离别路，一曲悠悠《长相思》，让我们看到了白居易内心深处的爱和痛，与之伴随的，是气数将尽的大唐王朝投射在大运河上的点点余晖。

汴河诗是唐诗的精粹，从初唐绵延至晚唐，见证着王朝的兴亡。诗人因不同的原因来到汴河之畔，留下了三百余首汴河佳作。这些诗歌的创作时间、创作背景固然不同，但由于汴河这一纽带，使得这些诗歌既有差异性又有关联性。汴河诗整体上散发着恬淡、伤感、忧郁的意蕴，虽与唐代主流诗歌展现的昂扬向上、蓬勃奋发的乐观进取精神有所不同，但又合乎情理。后期汴河诗的议论化、散文化特点，预示着宋词这一古典文学高峰的到来。

有唐一代，国家一直致力于畅通完善大运河漕运体系，在此加持之下，汴河和汴州的影响力日益增强，特别是在唐后期表现愈加明显。政府不断在这里增兵防卫，加强当地藩镇力量，以制衡周围的藩镇。晚唐时期，汴州成为“国家中心城市”。中国的历史，大运河的历史，将彻底从长安—洛阳轴心转变为开封—杭州轴心，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就这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