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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与大运河的故事(上)


文/侯全亮
发布时间:2020年08月18日  来源:

  一、国脉维系,千年辉煌

  公元581年隋建立,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,国家复归统一。其时,黄河下游河道经今河南荥阳、原阳、新乡、卫辉、滑县、濮阳,山东鄄城、莘县、阳谷、聊城、惠民、博兴等地,东注渤海。为加强京师长安与各地的联系,充分利用黄河的水源优势,进一步开凿运河,大力发展水上交通,把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运输至京师,成为隋王朝的一项急迫任务。

  在灭南陈前的开皇三年(公元583年),隋文帝杨坚下诏征发山西、河南十三州兵丁,专门负责征运粮食事务,并沿黄河设置了黎阳仓、河阳仓、常平仓、广通仓等转运粮食的仓库,为开发水运做好了前期准备。

  隋初,政治中心仍在长安。由于渭河水量无常,泥沙淤积,时常阻塞漕运,开皇四年,杨坚命建筑专家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一条漕渠,自长安城西北引渭水,沿汉代漕渠故道向东,至潼关入黄河,长150多千米,名为广通渠。开皇七年,又相继在今河南荥阳西北的河阴增筑了汴口堰,在扬州开凿了古运河山阳渎(亦称邗沟)。灭南陈之后,开皇十五年六月,隋文帝下诏“凿砥柱”,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整治。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,漕运体系已现雏形。

  与此同时,杨坚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,撤郡500多个,裁减了大批官员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、发展,国力迅速增强。到杨坚晚年,全国呈现出“户口滋盛,中外仓库,无不盈积”的局面,积累起强大的物质基础,为此后大规模开发运河打下了基础。

 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,政治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,为发展南粮北运,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,迫切需要改善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之间的水上交通。于是,杨广登基不久,即于大业元年(公元605年)动工开凿了通济渠。

  当时黄河南岸的漕运路线是:沿江南运河到今镇江过长江,再顺山阳渎北上转入通济渠,沿黄河、渭河逆流而上,最后抵达长安。

  通济渠是联系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三大水系的重要纽带,分东西两段。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,经过疏浚整治扩展而成,它西起洛阳西,以洛水为水源,穿过洛阳城南,到偃师东南,再顺洛水入黄河。东段的“引河通淮”工程十分艰巨,先是在黄河岸边的荥阳板渚与开封之间,对汉魏汴渠故道进行疏浚、扩宽、改建,引黄河水向东至开封,与原汴渠上游合流。开封以下与原汴渠分流,另开新渠,直趋东南,经今河南杞县、睢县、宁陵、商丘、夏邑、永城,安徽宿县、泗县,江苏泗洪,至盱眙注入淮河。两段全长近1000千米,河渠宽50多米。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,种植成行的柳树,工程规模宏伟而浩繁。

  也是在这年,杨广又征发淮南民工10余万人,疏浚扩建了山阳渎,北起江苏淮安,南到扬州,沟通了长江与淮河的水上联系。至此,加之此前通航的江南运河,黄河南岸的大运河全部沟通。工程完工后,隋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,率领庞大船队,往返于洛阳和扬州之间。

  黄河南岸的运河安顿好之后,大业四年,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百余万名劳力,在黄河以北开凿了永济渠。这条运渠主要是在曹魏旧渠基础上,利用黄河支流沁河、淇河、卫河以及永定河等天然河道建成。具体路线是:向南引沁河与黄河连通,向北分出一部分沁河水与清河、白沟相接,经今汲县、浚县、内黄、大名、馆陶、德州、南皮、沧县等地,至天津附近折向西北,最后到达今北京市蓟城,全长约1000千米。

  在短短6年间,隋炀帝相继改建、开凿了通济渠、永济渠、山阳渎与江南运河,连通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水系,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,西通长安、南至余杭、北抵涿郡的庞大水运交通线。这条大运河总长达2700多千米,水面宽30米至70米,史称隋唐大运河。

  大业七年,隋炀帝自扬州乘龙舟进入永济渠,率大军赴涿郡攻高丽。出动战船5万多艘,水陆兵士7万人,征发江淮民夫及船只运送军粮,船队前后长达千余里。由此可见,当时永济渠通航能力之大。

  在这条大运河中,黄河两岸的通济渠和永济渠,是最重要的两段。两渠有丰富的黄河水作通航水源,工程布局以洛阳为起点,呈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,充分利用东低西高的特点,既节省开凿人力、物力,又便利通航畅达,说明当时已有很高的水利科学技术水平。

  隋唐大运河历经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辽、西夏、金、元8个朝代,通航长达720年。在很长历史时期内,大运河上商旅往返,舟船不绝,对于促进中国南北经济、文化交流,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,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。

  但是沉重的劳役也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。随着农民起义烽火连绵,隋王朝宣告灭亡。主持开通大运河的隋炀帝没能回到洛阳,最终崩于扬州。

  到了唐代,运河漕运更成为维护唐王朝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。唐玄宗开元(公元713年~公元741年)年间,随着京师长安人口急剧增长,关中平原的粮食与物品不足以支撑京师的日益繁华,对漕运的要求越发迫切,对隋唐大运河这条大动脉的依赖更加强烈。

  唐时通济渠已改称汴渠,仍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锁钥。由于汴渠渠首连着黄河,靠近渠首的河道经常淤塞,为保持漕运通畅,唐代初期,每年都要征发附近州县的民工对渠口进行清淤疏浚。唐玄宗开元十五年,朝廷征发河南府、怀州、郑州、汴州、滑州、卫州等地3万多人,由建筑专家范安主持,对郑州附近的板渚口旧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疏浚、维护和开凿,运河漕运能力大为提高。

  开元二十九年,陕郡太守李齐物在黄河三门峡谷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,即开元新河。水陆运使韦坚又主持修建了关中漕渠,自今咸阳西南引渭水,沿着隋代漕渠故道向东,在永丰仓与渭水汇合。从此,江淮漕船可直抵长安,开创了隋唐大运河全程通运的新局面。据记载,天宝二年(公元743年),通过黄河、运河输送至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,创造了唐代年漕运量的最高记录。

  唐代的漕运辉煌局面持续了100多年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汴渠疏浚陷入停滞状态。由于漕运废弛,关中缺粮,饥荒四伏。唐代宗广德二年(公元764年),刘晏奉旨接办漕运,一方面组织人力疏浚汴渠,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大型漕船,一方面改革漕运体制,设立贮粮仓、中转站,使江船不入汴水,汴船不入黄河,黄河船只不入渭水,大大提高了运粮效率。商贾往来,百货杂集,又呈现出一段繁盛局面。

  唐末,黄河、汴河漕运多次因战乱而中断,汴渠废弃,江淮漕运断绝,不久唐王朝灭亡。

  进入北宋,京城定于东京(今开封)。这是一个以水路交通为中心的城市,城内人口众多、商业密布。城内城外数十万人驻军、数百万户居民,需要保证粮食和物资供应。大力发展南北水运,成为当务之急。

  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,先后开凿、疏浚汴河、惠民河、广济渠,连同黄河,并称“漕运四渠”,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交通网。

  宋时的汴河被视为立国之本和京城命脉。它的流路与隋唐时基本相同,自今河南孟州引黄河水东流,至开封分为两股,经开封、杞县、民权、曹县、虞城、夏邑、永城、萧县,至江苏徐州汇入泗水。东南富庶地区的漕粮百货,均由该渠运往京城。

  据《宋史》载,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,朝廷规定“漕运四渠”的年运粮量,包括稻米、豆类、黄米、小米,共计550万石,其中汴河的年运粮量占到近七成;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,汴河的年运粮量更猛增到700万石。汴河的开发利用,为沟通当时全国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联系,促进物资交流、文化融合以及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然而,汴河作为黄河的一个分支,不可避免地受到泥沙多、善淤积以及主槽摆动不定的严重影响。熙宁年间,开封以东的汴河淤积加剧,河床高出堤外地面4米多,严重影响了漕运引水。为保证汴河水量,北宋王朝下大功夫对引黄入汴口门进行疏浚治理。元丰三年(公元1080年),为避开黄河浊流,堵塞引黄旧汴口,在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之间的黄河滩地另开新渠25千米,引伊河、洛河清水入汴河,一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但因水源不足,后来又恢复引黄河水为水源,汴河依旧淤积搁浅。

  北宋末年,因战祸连绵,汴河堤岸多处决口毁坏,漕运渠系被废弃,隋堤烟柳盛景不再。“隋堤望远人烟少,汴水流干辙迹深”,南宋诗人洪迈的诗句,就是对当时运河衰败景象的真实写照。 (《黄河故事·治理篇》连载①)

编辑:范江涛 秦素娟 杨希梅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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