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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滔天处 刺秦博浪沙

来源: 发布时间:2017年11月15日    责任编辑:范江涛

“古博浪沙”碑亭

张良画像

  秦二十九年(公元前218年)三月的一天,42岁的秦始皇正在巡狩途中。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阳武博浪沙时,突遭狙击。

  袭击者正是韩国后裔张良寻觅到的沧海力士,他用120斤重(大约现在30多公斤)的大铁椎猛然砸向了皇帝车辇。遗憾的是,铁椎击中的是皇帝的副车,秦始皇除了一惊,毫发未损。

  秦始皇大怒,全国上下,搜捕十天,捉拿刺客。终无果。

  张良改名换姓,逃亡到了下邳(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)。第二年,张良在下邳桥上得遇黄石公的点化,偶得《太公兵法》,日后凭借书中的兵法谋略知识,成了汉高祖刘邦身边的重要谋臣。

  时隔两年,秦始皇微服出行关中,夜行兰池宫外时,又遭数名刺客突袭。若非随行的四武士击杀刺客,也许这一次他就丧生了。

  两次暗杀事件,使秦始皇转而关注对复辟浪潮的查勘,尤其是博浪沙谋杀一事,直接导致了皇帝出巡目的的重大改变: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,转变为巡边、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。

  大秦帝国的“博浪沙”这一地域名称,在现代版图上早已不复存在,它究竟在何处,张良又为什么选择此地来行刺?

  ◎秦时博浪沙 今在原阳境

  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博浪,阳武南,地名也。今有亭,此未详也。”博浪,当年曾被称为“博浪亭”。

  《辞海》中有对“亭”的解释:“秦汉时乡以下的行政机构。”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上》说,“大率十里一亭,设亭长,以防御敌人”。秦汉时期的“亭”,是只能管辖方圆十里的行政机构,刘邦就曾经担任亭长这样的小官。

  《大明一统志》载:“博浪城,在府城(开封府)北三十里,一名博浪亭,即张良令力士狙击秦始皇处。一云在阳武东南三里。”

  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称:“阳武故城,在县东南二十八里……今无遗址,隋开皇五年复理此城。”它明确说出,阳武故城,曾经被黄河淹没,隋代又建起了一座新城。

  《辞海》注解:“阳武,旧县名。治今河南原阳东南。1949年以原武县并入,改名原阳。古黄河流经县城北,金明昌五年(公元1194年),黄河在此决口,灌封丘而东,元明以后改经县南。”

  《原阳县志》说得更清楚:博浪沙,在今原阳县东南。

  原阳县文联主席赵光岭说,按照阳武县、原武县的县志记载,黄河在今天的原阳境内,大的迁徙改道多达63次,今天的黄河河道,是明正统十三年(公元1448年)的一次黄河改道后,固定下来的。他实地考察后提出,古博浪,应该在原阳县城东南14公里、阳武故城东南1.5公里的地方,即今天原阳县陡门乡郭庄一带。不过,由于年代过于久远,它早已没入了滔滔黄河中,无处寻觅。

  秋雨后的原阳,轻笼薄雾,黄河缓缓流淌,水面宽阔,波澜不惊。置身岸边,望一眼良田沃土,玉米、大豆等秋作物长势喜人,丰收在望。

  原阳县城东郊20公里处,一座仿古碑亭内有一个醒目的石碑,高2.34米,宽0.82米,厚0.35米,上部篆刻“张子房击秦处”,中部盈尺楷书“古博浪沙”四个大字,系清康熙二年(公元1663年),阳武知县谢包京在此立石拜书。

  碑亭旁,一通通古今名人碑刻,记录着这段历史的一抹流光。

  一座近2米高的碣石,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日文。赵光岭说,张良刺秦的故事,流传深远,日本清陵高等学校把它写进了校歌。1995年,该校举行100周年校庆,校方提前三年到中国考察,最终由日方捐款,中方在太行山深处选定了一整块的自然石,双方联合,在张良刺秦遗址处立下这通碑。该校校庆时,把瞻拜古博浪作为一项重要内容。碑上校歌的日文大意为:“啊!举起博浪之椎,砸碎腐朽势力的梦幻。”

  ◎黄河风沙与刺客张良

  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,张良出身于五世相韩的名门贵族。

  韩国被秦国所灭,国破家亡的痛对于张良而言,比平民百姓强烈得多。他散尽家财,以求刺秦者。终于,张良找到沧海力士,二人勘察测量,反复推演,最终选择在博浪沙飞椎击杀秦始皇。

  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称:“天子适诸侯曰巡狩。巡狩者,巡所守也。”巡狩,应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,在疆域内视察防务,处理政事的活动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,共巡狩五次。那次的路线是:函谷关——三川郡——胶东郡——之罘山——琅琊台——返经恒山——经上党——西渡黄河入秦。

  战国时的博浪沙,是韩国和魏国的交界处,韩国的都城在郑(今新郑),距离博浪沙不远。张良是韩国后裔,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,以他的果敢、睿智,选择此地,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至少,行动失败后他们能够迅速逃脱。

  1936版《阳武县志》卷五《文征志》中,有一篇清代知县谢包京撰写的碑记,用几句话概况了此处的地貌。

  谢包京说,原以为张良行刺处,应该是山高沟深,林密壑险,易于隐匿。但等他到了这个地方任知县,才知道竟然是平原旷野,牛羊散布其间,能数得一清二楚。

  看到博浪沙的地貌,众说纷纭。有人怀疑张良二人“有章刚埋草之术”,逃如天马腾云,有人说他们躲在帝王的华盖之下,动如脱兔……

  20世纪30年代,秦史专家马元材曾到博浪沙考察。他在《博浪沙考察记》中,留下了同样的感慨,这里既非草木繁茂,又无山涧溪谷,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,根本就不具备刺秦的条件。

  其实,2000年来,黄河岸边发生过无数次变化,当年张良行刺时,博浪沙的地貌绝非如此。

  秦时,黄河流经阳武县北,邙山过阳武县南。山南有“圃田泽”,沼淖数百;山北是黄河滩,水草连沙堆。从长安到山东的一条官道,就从黄河与沼泽之间的邙山脚下通过。这种地形,直到汉代仍然有迹可循。班昭《东征赋》记录的就有:“……食原武之息足,宿阳武之桑间,涉封丘而践路。”

  张良和沧海力士,正是潜伏在官道的转弯处,凭借险要地势,居高临下投掷铁椎。击秦不中,他们便顺河向东,在今天阳武东20公里的“天洲村”潜匿,后来又逃到了下邳。

  原阳一地,多有风沙,马元材当年考察后描述:“此种风沙,起时往往弥漫空中,白昼如夜,对面不辨景物。”

  也许,张良二人行刺时,突然卷起一阵风沙,无法仔细分辨,才导致观察失误,犯下了误中副车的低级错误。

  清知县谢包京分析过,秦兵搜捕留侯而捉拿不到,是人意,也是天意;留侯击秦而不中,是天意,也是人意。如果当时击中了秦始皇,公子扶苏可能会很快奔丧回京,大将蒙恬也会率兵赶到,那么赵高、阎乐、李斯这些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,秦帝国是否会灭亡,就尚未可知了。只有刺杀不成,捉拿未果,秦始皇才会惴惴不安。而秦始皇在整整十天的时间内,竟然没有抓到凶手,也让天下人看到博浪刺秦这样惊天动地的举动,看到灭秦的一线曙光。

  ◎历史上的三次刺秦

  秦始皇暴虐,“天下共欲亡之”,只是迫于其淫威而无可奈何。《史记》中有名的刺秦事件有三次,荆轲和高渐离二人,都是做了有死无生的准备。

  荆轲刺秦,司马迁着墨较多,描写细腻。先有田光的引荐和樊於期的自刎,而后与太子丹、高渐离在易水边分别,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场面悲壮。最后是“图穷匕见”的宫廷搏杀,让整个事件充满了戏剧冲突,极具现场感。

  在司马迁记载的刺客中,高渐离是最奇怪的一个,只有他的行刺没有直接动因。有人说,那仅仅是出于一种动人的友谊。

  高渐离擅长击筑(古代的一种乐器),秦王喜欢听他击筑,又对他格外提防,熏瞎他的双眼后,才放心留在了身边。

  高渐离灌铅于筑中,一次趁着击筑靠近秦始皇时,举筑相撞,却没有击中。秦始皇杀了高渐离,从此再也不敢亲近之前六国的人了。

  荆轲刺秦发生在六国未亡之时,且是借交报仇,他的失败加速了燕国的灭亡;张良刺秦则发生在秦统一六国后,是对家族、国家的忠孝,体现出他对暴秦的反抗,比纯粹的个人恩怨多出了一层社会意义。

  张良刺秦没有成功,但他在博浪沙表现出的勇气,备受文人推崇。唐人李白眼里,张良义勇忠烈:“子房未虎啸,破产不为家。沧海得壮士,椎秦博浪沙。报韩虽不成,天地皆震动。”明末抗清义士夏完淳赞赏的,是张良对秦始皇产生了震慑力,对民众产生了震动,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。有人说,陈胜垄上的感慨,吴广荒郊野庙里的狐语,鱼肚里“陈胜王”丹书的出现,或许都是张良率先垂范的结果。

  宋代苏轼则认为,张良身临险境去报仇,是很鲁莽的行为,以匹夫之勇逞一时之快,差一点儿丢了性命,很不理智。

  见仁见智,各取所需。1914年前后,孙中山“二次革命”失败,袁世凯派兵南下,挑起内战,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16岁的周恩来愤而作《春日偶成》一诗:“极目清郊外,烟霾布正浓。中原方逐鹿,博浪踵相踪。”他借用“博浪刺秦”的典故,预感革命人民必将奋起抗争。

  黄河岸边,绿树四合,斯人远去,旧物难觅。博浪沙塑造了一个触手可及的张良。

  慷慨悲歌,人间沧桑。两千多年时光流逝,“张良刺秦”一事,仍然对当地产生着深远的影响,人们习惯用“博浪大地”来代指原阳这一方古老的土地。这里,麦浪滚滚伴黄河,风吹稻花香两岸,大地平旷肥沃,人民安居乐业。(河南日报 赵慎珠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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